王大將軍既亡，王應欲投世儒，世儒為江州。王含欲投王舒，舒為荊州。含語應曰：“大將軍平素與江州雲何？而汝欲歸之。”應曰：“此迺所以宜往也。江州當人強盛時，能抗同異，此非常人所行。及睹衰危，必興湣惻。荊州守文，豈能作意表行事？”含不從，遂共投舒。舒果沈含父子於江。彬聞應當來，密具船以待之，竟不得來，深以為恨。

　　王大喪後，朝論或雲“國寶應作荊州”。國寶主簿夜函白事，雲：“荊州事已行。”國寶大喜，而夜開合，喚綱紀話勢，雖不及作荊州，而意色甚恬。曉遣參問，都無此事。即喚主簿數之曰：“卿何以誤人事邪？”

　　子言之曰：“为上易事也，为下易知也，则刑不烦矣。”子曰：“好贤如《缁衣》，恶恶如《巷伯》，则爵不渎而民作愿，刑不试而民咸服。大雅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国作孚。’”子曰：“夫民，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；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故君民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倍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：‘苗民罪用命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是以民有恶德，而遂绝其世也。’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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